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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风口浪尖上铸就民族之魂
文章来源:民盟天水市委   作者:张望林   添加时间:2017-12-20 11:25:12   点击:

---略谈抗日战争时期民盟先驱张澜

随着九一八事变的到来,仅仅不到四个月,东北三省全部沦丧,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日趋膨胀,国民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各阶层人士积极呼吁并要求国民政府改变政策,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中日民族矛盾已成为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保家卫国成为考验每一个中华儿女灵魂与肉体的现实,全民抗战已成为全民族的共同诉求。

面对内忧外患的事实,张澜作为一名具有爱国精神的参政会议员,他曾对袁世凯的卖国行为痛恨入骨,现如今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首的一伙投降势力鼓吹“亡国论”,并谋划投敌卖国,国家的确处在存亡之秋!张澜积极会同民主人士主力声讨汪精卫逆流,反对妥协言论。针对1938年10月汪精卫在重庆公开发表的“凡两国战争需和平,以我国积弱,非和平即亡国”的谬论,张澜及时与黄炎培等一道发表了《讨汪通电》,直接戳穿汪精卫叛国投敌的丑陋嘴脸,同时也揭开了汪精卫企图利用国会参政会为投敌工具的真面目。

东北三省的沦陷时时刻刻牵动着张澜炽热的爱国心、责任心,抗日救国的主张在他的心头比谁都焦急,心情沉闷的他以诗作表达自己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国土沦丧的悲愤,诗中这样写道:“眼前百事尽悲观,薄洒孤斟强自宽。忽念北方华北寇,又令通夜寐难安。”【1】处处不忘国家,时时欲投身救国救民的人生志向在字里行间显而易见。七七事变后,他题诗:“寇来便合迎头击,直捣黄龙痛饮侵。”“民族复兴堪自信,终须还我旧山河。”如此豪迈而激昂的诗句敲击着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心,这恰恰与汪精卫指示亲信进行所谓的“倒阁运动”形成鲜明的对比。当汪精卫迫使孔祥熙辞去行政院长而自己取而代之后,汪精卫集团与日本和谈的资本不断增加,欲望愈来愈强烈,张澜急在心里,迅速动员广大爱国参政员抨击和拒绝联署李圣五等人提出的《加强德意外交案》等一系列投敌卖国提案。在最短的时间里,张澜与广大爱国参政员与汪精卫集团展开针锋相对直面斗争,提出坚持抗战到底,拥护国民政府的提案,其中张澜联署的《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基础案》《拥护抗战救国案》《精诚团结,拥护抗战建国纲领案》在国民参政会上得到一致认可,赢得广大爱国参政员的信任与钦佩,《国民参政会纪实》中这样写道:“全体一致,起立通过,掌声雷动,历数分钟不止,为此国民参议会最有意义最有重要性之表示。”这是对汪精卫妥协言论的直接批判,一致通过的《大会宣言》恰恰代表了张澜的心声---“中华民族以坚强不屈之意志,动员一切人力物力,以自卫、以人道,与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2】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不可战胜的神话被中国共产党军队打破,日本也开始改变对待中国的政策,对国民政府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队打击为辅的策略,汪精卫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不断在报刊上吹嘘所谓的和平言论,如“和平条件如无害于中国之独立生存,何必拒绝”宣扬天下没有不结束的战争,战争结束即和平,但这与日本人发动侵华战争的目的---灭亡中国、争霸世界“分牛马不相及也”!而汪精卫集团却以自我为中心,宁愿做日本的走狗、卖国贼,混淆视听,一边发表所谓的“和平”论,一边积极与日本进行谈判,这种投降行为在一时间引起多地学生、工人、民主党派等爱国人士的抗议与批判。

张澜在第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议上,直接针对汪精卫多次公开发表接受“和平调停”和妥协投降言辞责问,痛斥其荒谬言论,让在场的汪精卫狼狈不堪。熟不知,当时的汪精卫已是国民政府副总裁、国防最高委员会副主席和国民参政会议长,特别在那个年代,谋杀一个人实在是太容易了。张澜并没有退缩,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置自己生死而不顾与汪精卫集团斗争,彰显了一位爱国民主人士的高风亮节,令所有的参政议员及广大民众所钦佩。在他的影响下,陈嘉庚在提案中写到:“日寇击退我国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概以汉奸论。”【3】这一提案写出来张澜等爱国参政员久压心中的愤怒,立即得到张澜等20名参政员联署,这其实是对汪精卫集团“汉奸卖国贼”的定论,也是对其利用参政会实现自己阴谋的摧毁。一届二次参政会结束不久,汪精卫就叛国出逃,彻底暴露了他丑陋的嘴脸,在国内外瞬间引起轩然大波。

1939年1月,张澜与黄炎培、梁漱溟共同起草了“讨汪宣言”声明国民“尽国民卫国之天职,自始以纯法之以理”,宣言要求“惟愿吾国同胞,以清利害,坚定意志。在领袖指导下,同力戮力,增强抗战力量,争取最后胜利。”【4】这是国统区公开发表讨伐汪精卫的宣言,在宣言的号召下,广大爱国之士及人民强烈抨击和批判汪精卫妥协卖国行径,坚持要抗战到底。

四十年代初,为了调动全国抗战力量,美国建议国民党推进民主进程。1941年张澜在第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提交了《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提出“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建立真正的民意机关”【5】等,蒋介石为了自身意图,不准提案提交讨论,张澜据理力争,自己筹资将提案印发,并两年多拒绝参加国民参政会。在他的感召与影响下,张君劢、左舜生等议员也不再出席参与国民参政会,蒋介石承受着国内外的政治压力,不得不在国民党五届十一次全会上指出:“今抗战胜利在望,宪政基础在前!”但是由于张澜的《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一文惹怒了蒋介石,当确定宪政实施协进会成员时,蒋介石坚决不让添加张澜的名字,身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也未能被国民党接受,“这真是对最高执政当局宪政诚意的莫大的讽刺”【6】,更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张澜出境的艰难。他虽未参加宪政实施协进会,但并未影响他对宪政的热情,时常在报刊上发表自己对宪政的主张,推动了宪政运动的开展。

在1943年10月的记者公开宪政座谈会上,张澜再一次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主张,积极呼吁“研究宪草,促进宪政,创导民权,实现民主”的思想。当豫湘桂战役失败后,日军直逼贵州,国民政府的执政能力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张澜与广大参政员极力拥护和支持,因为他深知,只有这样才能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的目的。其实早在1938年,张澜与中共领导人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一起共商国事,对中共的思想张澜给予很高的评价,在如何促进团结遇敌、共同抗战等方面双方谈的极为融洽。

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战日本侵略中,由于国共实力悬殊过大,国民党不断挑起反共摩擦,严重影响抗战时期的团结局面。张澜等人以中间势力的角色,极力维护抗战时期的团结、尽力调节国共关系,促进中间势力不断地趋向联合,最终形成了中国民主同盟。特别是1941年的皖南事变后,国内形势十分严峻,大有内战一触即发之势,张澜对于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行为感到极其愤慨,直接提出国民党是破坏抗战的罪魁祸首,及时联络黄炎培、梁漱溟等调停国共纷争,防止国共内战重新发生,建议在国民参政会下设特别委员会,虽然调解国共关系失败了,但中间党派的力量和地位得到了极大地提高,在调节过程中中间党派也加强了自身联系。张澜作为无党派人士参加并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在皖南事变善后工作过程中,促进松散的统一建国同志会得到进一步加强联合,促成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

张澜在抗战时期,为维护党派团结,凝聚一切力量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他的影响下,中国民主同盟始终遵循“贯彻抗日主张”与“实践民主精神”两大原则,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处于军事劣势的关键时刻,张澜敢于替人民为正义发声,彰显了一位民主党派人士少有的道德情操;在国家和民族利益面前,张澜依然与共产党一道,置自己生死而不顾、大义凛然,与人民同行,和共产党并肩战斗,谱写了那个时代旋律,铸就了永垂千古的民族魂!

注:【1】《张澜诗选》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

【2】《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重庆出版社,1987年;

【3】《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重庆出版社,1987年;

【4】《国民参政会纪实》重庆出版社,1985年;

【5】《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

【6】《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张望林,男,汉族,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秦州区工商业联合会秘书长、办公室主任,秦州区民间商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