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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竿而起:1943年甘南农民大起义(五)
文章来源:   作者:问远   添加时间:2015-03-26 17:54:44   点击:

徒步走延安,他向党中央汇报甘南农民起义

  起义的另一名领导人刘余生被捕后,更是被敌人百般折磨。被捕当夜,特务就把他押到了小沟头的据点中,半夜就转押到甘肃省保安司令部特别监狱。

  特别监狱是座黑牢,修建在兰州北城墙的望河楼下,牢内漆黑一片,只有门上方有个通风的小窗口。第二天就被拉去过堂了,特务先来了个“精神战“,将各种刑具摆了一地,让他承认是“土匪头子”。他坚决不承认,要特务拿出证据来。特务的刑罚就源源而来,给他上了40斤的脚镣,20斤的手镣。一段时间后,他手腕脚腕上的肉被磨光了,仅仅剩下了皮和骨头。到他1982年去世时,手腕脚腕上的肉都没有长出来。特务得不到任何东西,只能残酷地折磨他。黑牢中,没有铺盖,连草都没有,长时间看不到光线,双目也失明了。

  敌人对刘余生判处了死刑,但还没有来得及执行。恰好甘肃省保安司令换成了王治岐。王治岐和他熟悉。在省政府办公会议上讨论刘余生案情时,王治岐据理力争,对朱绍良和谷正伦说:“你们说他是土匪,却没有任何证据,把人家5个弟弟都杀完了,不能把人家一家人全杀光。”

  不久,特务就把他放了。他从监狱中出来时,已经到了1943年年底了。此时,已经是家破人亡,穷困潦倒。国民党当局对他多方监视,四个特务随身“保护”。但刘余生能听到各种各样的信息了,对甘南农民起义军战斗的情形有了全面掌握。他下定决心要把这次起义的情形向延安汇报。

  怎么才能摆脱敌人呢?他想了一个办法:利用1945年春节特务们放松警惕时,乘机逃脱。

  他制造各种机会麻痹敌人。先在兰州找了一份工作,后来又请任谦、康冠五等人写了到榆林投奔邓宝珊的介绍信,弄到了三套国民党军队的军装。1944年腊月,他采办了年货,把家人从临洮搬到了兰州,给特务一个安心过年的感觉。

  大年夜,监视他的特务们都去花天酒地了。他带着王德一(甘南农民起义领导人之一,已牺牲)的儿子王效忠、武都青年谢成德,悄悄离开了兰州。三人抄小路整整走了一天一夜,到了靖远的打拉池,才松了口气。此时,王效忠和谢成德并不知道他要去延安,走时他给两个小伙子说要去榆林找邓宝珊。他们小心翼翼往陕北而去,几天后过了吴忠,不远处就是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金沟口。他们打听到中午时分守军的巡逻最为松懈,于是利用这个空当过了封锁线,进入陕甘宁边区的盐池县。此时,两个小伙子才知道,到了边区。

  在边区,他们受到热情接待。他向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汇报了甘南农民起义的前后过程和自己掌握的重要情况。不久,他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他在延安王家坪向毛主席做了汇报,后来又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毛主席和中共中央肯定“甘南事变”是革命行动,并指示在“甘南事变”的基础上开展甘肃地下党的恢复重建工作。

  不久,甘南民变的一部分领导人肖焕章、马继祖、肋巴佛、毛得功、郭化如、杨有柏、吴建伟等先后与党取得了联系,参加了党的组织。

  1946年初,中央决定成立陇南特委,刘余生被任命为特委司令员,往返于边区、临洮等地,联络当年参加起义的人员,发展党的组织,继续开展革命斗争。

  解放战争期间,数以千计的参加过起义的农民,参加了“陇右人民游击队”。他们成为党领导下的一支英勇的革命武装,为甘肃人民的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